【明報專訊】30年前舊事，物換星移，人面全非。英國國家檔案館新一批政府文件解密，關於香港部分提及的人物，不少已經作古，但是文件披露的信息，對照香港現狀仍有現實意義。香港歷經政改爭議觸發的一場街頭鬥爭之後，除了政制發展繼續引人注目，日後中央與香港關係也備受關注；當年簽署《中英聯合聲明》，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會談時，提到他對「一國兩制」50年不變的兩個考慮，所顯示寬容大度，很值得重溫參考。
內地香港互利雙贏
30年後未見改變
當日，鄧小平向戴卓爾夫人解釋，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後，「一國兩制」的基本方針50年不變，是預計了中國要用50年實行現代化，追上發達國家的水平。這是第一個考慮。鄧小平這個說法，與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，對香港採取「長期打算、充分利用」的方針契合。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時，中國外匯儲備約有212億美元，以960萬平方公里、逾10億人口的偌大一個國家，這個儲備額微不足道。當時，香港以彈丸之地、只有500多萬人口，生產總值（GDP）卻及中國大陸的四分之一左右。
因此，以內地和香港當時的經濟狀况，若鄧小平想到利用香港，完全正常和合理。首先，以中國當時的國力，若收回香港而改變其制度，香港繁榮將不保；其次，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不久，百廢待興，以香港當時的資金、技術、管理和人才，對內地經濟發展起到作用；再者，香港保持原有制度不變，對內地還有一個重要作用，就是外資以香港為跳板，參與中國市場。事實上，內地與香港互動整合經濟，各自得到巨大利益，創造了雙贏局面；香港對內地、特別是廣東省等地的經濟轉型和發展，歷年來，中央一直予以肯定。當年，俄羅斯搞經濟改革未成功，他們一度慨嘆俄羅斯沒有香港，可見香港在內地經濟發展的觸媒作用，國際社會也給予正面評價。
今時今日，中國經濟歷經30多年高速發展，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外匯儲備接近4萬億美元；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，美國陷入經濟、貨幣危機，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訪華，公開要求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，國務卿成為國債推銷員，使人印象深刻。另外，1997年回歸之時，香港GDP相當於內地經濟總量約15%，現在不到3%，經濟格局此消彼長，還有是香港經濟對內地依存度高，香港經濟現况，離不開內地一些政策傾斜的結果。
即使如此，香港之於國家，是否已無可資利用之處？答案肯定不是。香港仍有對內、對外的窗口作用。首先，內地一些大城市於城市硬體建設，雖然斐然可觀，但是社會軟件機制，香港仍然明顯超前，有可供內地城市參考之處；其次，中國與國際接軌，香港的橋樑角色和作用，在法制健全、法治予投資者充分信心信任情况下，即使從長遠看來，也看不到內地城市可以取代。再者，例如人民幣走向國際，成為可兌換國際貨幣，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起到的作用，上海也難以企及。
內地已非改革開放初期的吳下阿蒙，30多年來，不能否認香港與內地的消長，但是香港與內地並非處於零和狀態，應該是延續30多年來雙贏格局。當然，客觀環境不一樣了，周邊城市冒起急速發展，已經成為香港的競爭對手，若香港不相應保持和提高競爭力，就有可能在內地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大潮中，未能分食大餅，甚至在一場經濟盛宴中斯人獨憔悴。
對台窗口作用
香港仍在示範
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，以往國家利用香港，在1949年之前和之後，因為有港英管治，國家與香港不存在權力結構關係，即使回歸之後到今天，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也不明顯，而歷來「權力疏離」的結果，香港各個階段對內地的正面作用甚至貢獻，昭昭在目。現在中央強調突顯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，這個無可爭議的憲制關係，若折射在日後中央與香港互動，香港在中央「貼身」領導下的窗口、橋樑、外引內聯等作用，與以往有什麼不同，值得留意。這是50年不變之下的新事物、新議題。
當日，鄧小平還向戴卓爾夫人提到，希望台灣穩定50年，又託請戴卓爾夫人對時任美國總統列根，推介以「一國兩制」解決台灣問題。這是鄧小平第二個考慮。即使現在看來，鄧小平透過戴卓爾夫人請列根共同解決台灣問題，不會認為他邀請英美干預內政，反而突出他審時度勢、實事求是、從容大度的一面。鄧小平處理香港和台灣事務的智慧，值得時人參考。
「一國兩制」構思之初，其實是為解決台灣問題，因為英國要求中國處理1997年之後的香港政治地位問題，北京才把一國兩制先用於香港，當時說是香港起示範作用，吸引台灣接受以一國兩制統一，香港是「一國兩制示範單位」之說，一度十分流行。時移世易，現在不再聽聞北京有這個說法了。由於近年的政治爭拗，影響各方面發展，香港現况於台灣朝野，視為負面教材，他們對香港式的一國兩制，大多數抗拒。不過，即使如此，香港的示範單位作用不會完全消失，香港情况轉好或轉壞，對於台灣都會有參考作用。鄧小平說「一國兩制」50年不變與台灣有關，仍然是進行式，並沒有過時。
歡迎回應 editorial@mingpao.com
內地香港互利雙贏
30年後未見改變
當日，鄧小平向戴卓爾夫人解釋，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後，「一國兩制」的基本方針50年不變，是預計了中國要用50年實行現代化，追上發達國家的水平。這是第一個考慮。鄧小平這個說法，與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，對香港採取「長期打算、充分利用」的方針契合。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時，中國外匯儲備約有212億美元，以960萬平方公里、逾10億人口的偌大一個國家，這個儲備額微不足道。當時，香港以彈丸之地、只有500多萬人口，生產總值（GDP）卻及中國大陸的四分之一左右。
因此，以內地和香港當時的經濟狀况，若鄧小平想到利用香港，完全正常和合理。首先，以中國當時的國力，若收回香港而改變其制度，香港繁榮將不保；其次，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不久，百廢待興，以香港當時的資金、技術、管理和人才，對內地經濟發展起到作用；再者，香港保持原有制度不變，對內地還有一個重要作用，就是外資以香港為跳板，參與中國市場。事實上，內地與香港互動整合經濟，各自得到巨大利益，創造了雙贏局面；香港對內地、特別是廣東省等地的經濟轉型和發展，歷年來，中央一直予以肯定。當年，俄羅斯搞經濟改革未成功，他們一度慨嘆俄羅斯沒有香港，可見香港在內地經濟發展的觸媒作用，國際社會也給予正面評價。
今時今日，中國經濟歷經30多年高速發展，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外匯儲備接近4萬億美元；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，美國陷入經濟、貨幣危機，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訪華，公開要求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，國務卿成為國債推銷員，使人印象深刻。另外，1997年回歸之時，香港GDP相當於內地經濟總量約15%，現在不到3%，經濟格局此消彼長，還有是香港經濟對內地依存度高，香港經濟現况，離不開內地一些政策傾斜的結果。
即使如此，香港之於國家，是否已無可資利用之處？答案肯定不是。香港仍有對內、對外的窗口作用。首先，內地一些大城市於城市硬體建設，雖然斐然可觀，但是社會軟件機制，香港仍然明顯超前，有可供內地城市參考之處；其次，中國與國際接軌，香港的橋樑角色和作用，在法制健全、法治予投資者充分信心信任情况下，即使從長遠看來，也看不到內地城市可以取代。再者，例如人民幣走向國際，成為可兌換國際貨幣，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起到的作用，上海也難以企及。
內地已非改革開放初期的吳下阿蒙，30多年來，不能否認香港與內地的消長，但是香港與內地並非處於零和狀態，應該是延續30多年來雙贏格局。當然，客觀環境不一樣了，周邊城市冒起急速發展，已經成為香港的競爭對手，若香港不相應保持和提高競爭力，就有可能在內地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大潮中，未能分食大餅，甚至在一場經濟盛宴中斯人獨憔悴。
對台窗口作用
香港仍在示範
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，以往國家利用香港，在1949年之前和之後，因為有港英管治，國家與香港不存在權力結構關係，即使回歸之後到今天，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也不明顯，而歷來「權力疏離」的結果，香港各個階段對內地的正面作用甚至貢獻，昭昭在目。現在中央強調突顯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，這個無可爭議的憲制關係，若折射在日後中央與香港互動，香港在中央「貼身」領導下的窗口、橋樑、外引內聯等作用，與以往有什麼不同，值得留意。這是50年不變之下的新事物、新議題。
當日，鄧小平還向戴卓爾夫人提到，希望台灣穩定50年，又託請戴卓爾夫人對時任美國總統列根，推介以「一國兩制」解決台灣問題。這是鄧小平第二個考慮。即使現在看來，鄧小平透過戴卓爾夫人請列根共同解決台灣問題，不會認為他邀請英美干預內政，反而突出他審時度勢、實事求是、從容大度的一面。鄧小平處理香港和台灣事務的智慧，值得時人參考。
「一國兩制」構思之初，其實是為解決台灣問題，因為英國要求中國處理1997年之後的香港政治地位問題，北京才把一國兩制先用於香港，當時說是香港起示範作用，吸引台灣接受以一國兩制統一，香港是「一國兩制示範單位」之說，一度十分流行。時移世易，現在不再聽聞北京有這個說法了。由於近年的政治爭拗，影響各方面發展，香港現况於台灣朝野，視為負面教材，他們對香港式的一國兩制，大多數抗拒。不過，即使如此，香港的示範單位作用不會完全消失，香港情况轉好或轉壞，對於台灣都會有參考作用。鄧小平說「一國兩制」50年不變與台灣有關，仍然是進行式，並沒有過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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